是香港精神，還是遺老情懷

和十幾個人擠在一個房間裏討論2009年的香港電影，又一次經歷了香港精神的暴風雨。

香港情懷與香港精神，到底是甚麼？如果一千個哈姆雷特沒有莎士比亞的詮釋來作為討論的本體，那是不是變成了一群人情投意合的集體創作呢？

如果香港精神可以有一千個版本，一百種體會，那它虛幻的存在，甚至是在香港文化中出現的令人側目的高頻率，是不是一種諷刺呢？

如果香港精神是如此重要，身處垂垂危矣的邊緣，為甚麼沒有人為她驗明正身，確立討論的本體？沒有一個人嘗試系統梳理的香港精神的源流以及變遷，而是任由她在“港女”、“港男”、“香港電影”等等地域身份的詞語之間如鬼魅般若隱若現呢？

從《十月圍城》廝殺的中環街頭到《竊聽風雲》的天台謀劃，甚至是《再生號》中將普通觀眾拒之門外的高姿態，全部都變成了詮釋香港精神的生死場。

執著於這一點的影評人能夠在其中找到香港精神死去、苟延殘喘的痕跡。只要能表現出特立獨行，不從主流，為香港的身份張目的電影，即便瑕疵處處，劇情羸弱，也成了一種可愛而又熟悉的錯誤。

如此拿“香港精神”這四個字作為榮光不再的遺老情懷的驕傲代言，是否真的能夠遠瞻電影的發展，推動香港電影突破過去十幾年的思維模式？

香港情懷，是不是自甘邊緣化，甚至自傲邊緣化的偽裝？